王成喜，1940年生于河南省尉氏县。1966年毕业于中央工艺美术学院，现为全国政协委员、中国美术家协会理事、中国书法家协会会员、全国政协书画室副主任、国家一级美术师。

(文: 赵和平)悬挂在人民大会堂一楼中央大厅里的那幅《报春图》，是您最大的作品吗?画大画难在什么地方？
王成喜：这张画是我在1988年创作的。长有8.5米，宽有3.5米。画梅一般多为小品，而在人民大会堂里，需要的是热烈的、令人振奋的画面。于是我把一棵花想象成一个宏大的场面，象征中华民族的千年老干，跃然而起，体现一种生机勃勃、愈挫愈奋、坚忍不拔的奋斗精神。我以前没画过这么大的画，特别是在这样大的场合里。为把握整体效果，我登在梯子上在立起的画板上面创作。在画一米粗的梅干时，用传统的勾线是难以表现的，我借鉴了西画素描表现明暗的技法，加了皴擦变化，使其丰富。在花的处理上，我先在另一张纸上反复推敲修改，最终定稿的花，每个花瓣都有苹果一样大小。

任何艺术创作者都带有个人特性，您在艺术上是如何创新并形成自己风格的？
王成喜：梅花这个题材画了有一千多年了，古人画梅多强调高洁、孤傲不凡，以稀、瘦、少为美，不太适合表现我们新的时代。我追求的是积极向上、令人振奋的美，色彩明快，形象生动，所以我在画梅时吸收一些西画的明暗、虚实、体面和色彩的表现方法，把这些和传统的笔墨趣味结合起来，创作出一种新的面貌。这也得益于我在中央工艺美院的学习经历。

您怎样看待创作中的“苦”和“乐”？
王成喜：学画很苦，但我总有一种幸福感。我一拿笔就兴奋。我早年在北京陶瓷厂工作时，一听有人喊我：“小王，有个黑板报让你去画。”我马上就来劲了。那时不图名不图利，就是真心喜爱画画。

周围环境、艺术市场对您的创作主题有怎样的影响？您怎样对待批评和建议，这些会影响或改变您的创作模式吗？
王成喜：我遇到任何事情，总是往好处想。比如，有人批评我的画俗气、没有味道，会启发我增加趣味性和文化含量。我每天都见很多人，办许多事，我从同行的画中能得到借鉴，从其他朋友身上，能学到各种知识。这些对我创作都有所帮助。

书画市场上有不少您的仿制作品，您打过假吗？
王成喜：造假是不道德的。从学习的角度去临摹是可以的，但用别人的名字去赚钱是违法的。我认为这是一个社会现象，从古到今，禁而不止，只能靠自然淘汰。用我的名字画得比我好的，那我就占便宜了，比我画得差的，虽然损害了我的名誉，但我相信，明白人是能看出真假的。当我在市场上看到齐白石的假画时，我就想，如果齐白石真画成这样，也成不了大师了。

有人说：“当今画坛不缺名家，缺的是真正的艺术大家”。您同意这种说法吗？您心目中的大师是谁？
王成喜：今天是不缺名家，缺的是发现。中国的文化底蕴太厚了，人才济济。现在所谓的“名家”太多，天天吹。大师不是吹出来的，也不是谁封的。堪称大师的艺术家应是卓荦超绝的。大师的产生有自身因素，包括天分、学养、功力等，另外还与时代的兴衰有关。齐白石、徐悲鸿是当然的大师。我最佩服潘天寿，他的画构成讲究，文化含量高。对我影响最大的是董寿平先生。

您担任着全国政协委员、政协书画室副主任、中国美协理事等众多职务，一肩多职，您怎样来平衡生活、工作和创作之间的关系？
王成喜：这些对我来说，是相得益彰，相辅相成。在参政议政中，使我开阔了视野、思维方式多样化了。在美协和书画室组织的活动中，又为我们同行提供了相互学习、借鉴的机会。我家5口人，4人搞美术，我老伴虽不画画，却十分热爱这门艺术，她给我很多支持和帮助。

如果让您再选择一个职业，您愿意从事什么样的工作？
王成喜：我还是想画画，画中国画。我最近请人刻了个闲章：“活到六十才明白”，其实还有很多问题有待探索。以后我想把花鸟画再拓宽些，还想画画人物和山水。今年“两会”期间，我们几个委员在一起以“中国画的前景”为题，从晚上9点聊到12点多。一块座谈的有靳尚谊、龙瑞、杜滋龄、王玉珏、徐启雄、李延声、宋雨桂、何家英和我。靳尚谊先生说：“写实的油画是通俗画。中国画讲意象，是有文化的画，文化含量高，是21世纪的绘画。”我很赞同这一说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