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注：本文为转载 王受之 先生文章，王受之 先生长居美国，游学世界各地，本文从海外视点看国内，值得推荐一阅）中国国家大剧院、北京2008年奥运会主体育场、中央电视台新楼等三大建筑方案好像导火索一般，引发了国内一系列有关建筑与城市文脉、国家经济的关系，以及建筑设计的全球化与本土性等问题的探讨。理论界、舆论界大体持有两种观点。一种认为，几个巨大的、极有影响力的项目先后都交予外国建筑师，并不代表着让人可喜的“国家的开发性”，相反，这种所谓的“开放”让中国城市好像外国建筑设计师的试验田，且不说这些“试验品”结果如何，只从这些建筑本身对中国城市文脉的破坏这一点上考虑，已是不能让人接受。另一种观点认为，不能为建筑打上民族主义的标签，设计只有好坏，而没有国籍，从这个角度看，有外国建筑设计大师加入到中国城市建筑设计的行列中来是一种“开放的胸怀”，代表着中国建筑与国际设计思潮的接轨，正是全球化趋势的一个缩影。

A. 中国国家大剧院（俗称“巨蛋”）
设计者：保罗.安德鲁（法国）

位于北京人民大会堂西侧，占地11.89万平方米，总建筑面积14.95万平方米，设有歌剧院、音乐厅、戏剧场以及艺术展厅、艺术交流中心、音像商店等配套设施，工程概算总投资26.88亿元，建设工期4年。

B. 北京 2008 年奥运会主体育场（俗称“鸟巢”）
设计者：瑞士赫尔佐格和德梅隆设计公司
中国建筑设计研究院（联合体）

一件被誉为“第四代体育馆”的伟大建筑作品。坐落在奥林匹克公园中央区平缓的坡地上，占地面积20.4万M2，建筑面积25.8万M2 ，能同时容纳10万观众。场馆设计如同一个容器，高地起伏变化的外观缓和了建筑的体量感，并赋予了戏剧性的具有震撼力的形体。国家体育场的形象完美纯净，所有组件互相支撑，形成了网络状的构架，像树枝编织的鸟巢。

C. 中央电视台新楼
设计者：雷姆.库哈斯和奥勒.舍仁

央视新台址位于朝阳区东三环中路32号。大楼总建筑面积约55万M2，最高建筑约230M，工程总投资约50亿元人民币。方案形象三维，突破摩天楼常规竖向特征。这个方案奇特的造型、“挑战地球引力”的结构，还有昂贵的工程造价，引起了巨大的争议。

随着城市土地资源的匮乏，以及对城市文脉、城市建筑理解的加深，普通市民正越来越清醒地意识到自己“决非局外人”。不过品评应该持有怎样的标准，王受之老师的说法给我们提供许多的启发：

我们的文化被嘲弄了

以上三个建筑除了国家大剧院存在很大问题以外，其它两个只从建筑单体看无可厚非。但是，最大的问题在于建筑不是架上艺术品，是城市的有机组成部分，不能割裂它与城市文脉血肉相融的关系。如今把这三个建筑放在北京城市特定的位置上看，都有一定的问题。

“巨蛋”对面是紫禁城，旁边是人民大会堂，一块国家历史敏感性最高的区域，却在那里搞个大圆包，金属蛋，这是对北京城市文脉的粗暴践踏，据我所知，中国自建国以来还没有哪个公共工程建筑遭到如此多学者专家的声讨。从建筑本身看，把三个钢筋混凝土的小房子 ---------- 三个歌剧院，用一个没有任何功能意义的肽金属大壳包裹，在建筑上是非常忌讳的，建筑首先是功能第一的。再从造价看，它是全世界耗资最多的一个歌剧院，美国林肯中心每个座椅的造价（以总造价除以容纳座椅的数量）平均为2万人民币左右，而“巨蛋”每张座椅的造价为70万人民币，直接导致巨额的维修、保养费用。荷兰有位著名评论家说，这个建筑的建成之日就是全世界的建筑教科书要改写之时。国外还有一些更尖刻的评论，把它批评为“裹尸布”。可以说，“巨蛋”是中国当代建筑史上一个极大的笑话，而这个笑话会让世界建筑界嘲笑我们多年，颜面尽失。

保罗.安德鲁在法国已是一个名声不好的建筑师，有名的搞回扣的专家，法国戴高乐机场坍塌事件已基本查明是设计原因，他已经面临刑事调查。美国曾有评论文章说 , “为什么中国人对保罗如此之宽容？”

央视新楼奇特的造型是争议的一大焦点。欣赏者认为它前卫、有创造性、有冲击力，反对者提出它形状怪异，结构危险。

央视新楼本身是解构主义的一个扭曲建筑。解构主义建筑最大特点是需要一个比较宽敞的周边空间来观察它，才能感觉到它蕴藏的力量，如果放在洛杉矶这样比较开阔的地方应该可以。在北京，央视新楼位于寸土寸金的 CBD 区域，挤在高楼林立的中心地，看不见它所有的优点，看见的全是它扭曲造成的缺点。

库哈斯是一个观念性很强的设计师，在学术界很有地位。不过我们必须要知道，他在理论上的声望远远高于他在实践方面的声望。他所设计的建筑，比如美国西雅图的公共图书馆，在功能上是很差的，连噪音问题都解决不了，更不要说其它。所以他好像大艺术家，一位建筑上的艺术家，但绝对不是成功的建筑家，在西方只有极少数政府会请他做几个具有纪念碑性质的建筑，基本上他拿不到太多项目。名家不一定是好的设计师，我们要有这个尺度。

从设计看，“鸟巢”做一个运动场无可厚非。不过我要提出两个问题。

如此重大的国际运动赛事，是一个树立民族形象的最好机会。举例来说，1964年日本东京举办奥林匹克运动会，请日本建筑师丹下健三设计了“代代木体育运动中心”，他用了许多日本传统建筑的元素，是一个具有民族特点的现代建筑，完成后使全世界人对日本刮目相看，1964年的奥运会成为日本在国际上树立国家形象的转折点。我们有一个这么好的机会，居然去请瑞士人设计一个跟我们民族形象一点关系都没有的国际运动中心，是为什么？是我们国家没有人吗？这是我的第一个问题。

第二个问题，这个建筑的材料耗费是超水准的，它所用的钢材是悉尼奥运会主会场的8倍，这8倍不是功能所需要的，只是为了一个异常沉重的造型。而且即使“鸟巢”做好，在国际建筑界，谁也知道那是瑞士人做的，如果不好就更糟，它在中国的国土上。虽然它现在正在进行改造，但是无论如何我们为“鸟巢”付钱，却做了一个与民族形象的树立一点都没有关系的建筑。这个教训是太惨重了。

3个建筑都在做了，已经救不过来。我非常希望今后如果再有大规模的公共建设项目，我们能以此为鉴，更多地从民族形象、国情去考虑问题。我们始终还不是一个非常富裕的国家，不适合这样去花钱。